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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宰相权德舆及其《权载之文集》(上)

来源: 天水日报  作者:   2007-07-16 09:07  编辑: 樊醒民


  权德舆(公元759——818年)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人。据韩愈《权德舆墓碑序》(以下简称《权碑》)所记:权系江汉间封国,楚灭,权德舆先祖徙秦而居天水略阳。“苻秦之王中国,其臣有安邱公(权)翼者,有大臣之言。”权翼是德舆的十二世祖,自此辈以来,权氏数代为宦,德舆出身于仕宦家族。

  《新唐书·权德舆传》说:权德舆“七岁居父丧,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称诸儒间。”韩洄贬放河南,召其做幕府。后又在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中为判官,杜佑、裴胄还征任过他。“德宗闻其材,召为太常博士,改左补阙。”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改起居舍人,知制诰,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典贡士,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以陈说谋略多中”,拜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任宰相。权德舆是以道德文章进身,有独到政见的政治家,同时是一位有诗文主张的文学家。

  权德舆为宦,始自德宗李适,终于宪宗李纯的藩镇割据加剧,宦官朋党争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的中唐时期。德宗继位初,兢业纳谏,后期厌听忠言。对于君心反复,权德舆表现出不畏邪恶的政治品格。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裴延龄以巧亻幸恃宠判度支,兼管国家财政收支。权德舆两次给德宗上疏(《权载之文集》以下简称《权集》,第47卷《论度支上疏》,补遗《论裴延龄不应复判度支疏》),陈述度支要职,用人须慎,裴氏不宜职任,揭露、抨击了其编造谎言,殃民害国的恶行。维护法制,权德舆认为应“合正典章,明下诏书。”《奏于(皋谟)董(溪)所犯当明刑正罪疏》(《权集》补遗),批评了宪宗对坐赃官员处分不书明刑,已赦而杀,擅改法令的错误。任刑部尚书,考定新旧法令30编,举可长用。对于德宗朝的“艰于进用,群材滞淹。”权德舆在《论旱灾表》中开怀“(皇上)弃瑕奖善,用其所长,则无废人。”(《权集》第47卷)其在选拔人才上的见解是“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三次典贡士“推贤类能”,提掖后进,据《权碑》记载:“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踵相蹑为宰相、达官,与公相先后,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凡百余人。”他重视民生,在赋税上提出了可贵的节用爱民见解:“天下理在百姓安,百姓安在赋税减,赋税减在经费省。”(《论旱灾表》)贞元十九年(公元1803年),关中大旱,针对德宗在田地干渴时忙于求雨雨不降,致民不聊生的情况,指陈弊端说:“救之者不在于祷求,乃在于事实”!建议德宗下诏灾区裁减经费,以种贷民,免除当年与往欠租赋。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罢相,以吏部尚书留守东都,官终山南西道节度使。终其政治生涯,从品德与其对法制、人才、赋税的见解主张,以及施政实践,韩愈所评是至正之语:“人所惮为,公勇为之。入所竞驰,公绝不窥。”

  权德舆的文学创作有《权载之文集》50卷,40卷文章中,有大量的疏、论、表、碑、铭、书、记、序等;有诗10卷。

  权德舆既执政事,又行文学,为文强调并实践了“有补于时”的社会功能,从内容上讲,是以达到“体物导志“或“明道”为目的。这种主张从其所写的疏、论、表中已有领略,是其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在文章内容补时,导志、明道的前提下,权德舆在其《醉说》中讲:“客有问文者,渍笔以应之云:尝闻于师曰,尚气、尚理、有简、有通。”(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对文章的表现形式提出了“二尚”、“二有”主张,气、理指文章的气势、论理,简、通指文字简约、通畅。“四者皆得之于全,然则得之矣。”即同志、道相结合,达到内容与形式盼统一。评李栖筠文,权德舆肯定“文约旨明。”(《权集》第33卷《李文公集序》)权德舆的议、疏、铭、序虽有议论,出文简粹。《酷吏传议》(《权集》第30卷)辨析刚酷弱仁,为郅都鸣不平;《奏于董所犯当明刑正罪疏》说理有力,行气如虹,不觉其短。

  (马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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