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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颂扬——在台湾曾任知县的天水人

来源: 天水日报  作者:   2007-09-24 11:59  编辑: 樊醒民


  祖国的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和大陆一衣带水,血肉相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知有大陆的多少仁人志士为保卫和建设台湾呕心沥血,披荆斩棘。这其中就有一位甘肃天水人,他就是清光绪六年的进士武颂扬。

  武颂扬,字赞卿,生于1846年,秦州南乡天水镇人。武颂扬从小聪明机敏,受教于其兄武鹰扬的书房院。因陕甘回民起义停考,直到光绪五年才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分到福建当知县。

  武颂扬是光绪七年春天赴福建的,这时正值日本欲出兵台湾,清朝政府诏令能征善战的贵州巡抚、加兵部尚书衔的岑毓英任福建巡抚,加强台湾的防务。当时台湾归福建管辖,岑毓英到福建后,武颂扬随其巡阅福建关防,抵台湾视察了重要港口和地形,并深入各县了解民情,其间向岑毓英提了不少建议,并公正严明地处理了彰化县的很多积案,得到了岑毓英的赏识。

  《天水县志·人物志》如是说:“岑襄勤公器重其才,适巡台,令随往,沿途讼狱,彰化县积案二百余,不三月结清,民无怨滞。”

  会稽史学家顾家相曾对武颂扬此时的活动做过如此总结:“公赞理帷幄,谏行言听,平反庶狱,僚寀协恭。”

  光绪七年农历十二月,武颂扬被任命为凤山县知县。凤山是台湾府三大县之一,也是富庶之地。武颂扬公正廉洁,秉公办事,任用贤士,杜绝一切馈赠和贿赂,颇得民心。当地曾发生过愚民劫掠英国教堂木材的案件,几任知县都很棘手,无法处理,武颂扬走访了知情者,查清了原因,公平公正地处理了此事,不仅英国人感到满意,当地的百姓和头领也无不折服。

  1882年7月,因中法战争即将爆发,岑毓英又调任云贵总督。武颂扬仍然按照岑毓英的治台方略,开山抚番,改善调整民族关系。兴修水利,促进农业发展,强化台湾的防务。

  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里,珍藏着一通花岗岩的《严禁拦断海口水路碑》,纵88公分、横55公分,曾被武颂扬1883年(光绪九年七月十二日)立在弥陀乡弥寿村弥寿宫西厢壁。碑文被收录于台湾的《高雄县志》。

  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馆藏民间古文书中,保存有武颂扬在光绪八年为凤山县吴天佑、杨国栋、杨登榜等当地居民颁发的七份纳户户照。

  台湾文献丛刊·《巡台退思录》一书中还详细记载了武颂扬在任期间发生的“凤山县革生林克贤纠众扎抢一案”及处理结果。

  1883年(光绪九年)下半年,武颂扬调任鹿港,任鹿港盐务局总办并兼理厘务,经营管理盐务。鹿港位于彰化县,乾隆四十九年,清朝政府开放福建蚶江与鹿港通商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和繁华的港口。清朝政府以食盐作为控制台湾的重要资源之一,对台湾的食盐实行官方垄断的专卖制度,力图通过食盐专卖收取饷银,以解决驻军的军饷及当地的财政开支。武颂扬深知盐务在台湾的重要性,他尽心尽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每天都要处理许多事情,既要使运销通畅,又要加强专卖,检查走私行为,十分忙碌。

  武颂扬上任一年来,由于他管理有方,盐务的收入竟创历史之新高。

  光绪十年正月十三日,三兄武鹰扬千里迢迢来到台湾看望弟弟,其间武颂扬正将去年盐课征收及食盐运销情况造册上报,十公忙碌,武鹰扬不忍打扰,只待了八天就返程了。回天水后把从天水镇到台湾的见闻写了一本《东游路程记》。

  同年,武颂扬被任命为福建省宁化县知县。

  由于台湾的天气太热,武颂扬也想着早点回到内地去,于是便辞去了鹿港盐务局和厘务局总办两个职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法战争爆发了。法国兵舰威逼台湾,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时台湾的形势也十分严峻,清廷诏令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

  在这紧急关头,台湾急需人才,武颂扬自然不能一走了之。他又被任命为全台盐务提调,兼办鹿港盐务和转运军饷事务。刘铭传在对台湾的军事情况和民众现状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发动和组织了富有战斗经验,勇敢的少数民族参与保护台湾的战斗。在军事上刘铭传重点设防,同时强化其它重要海口的防御,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防务体系。刘铭传十分重视军事设施的建设,先后购买了兵轮、大炮、洋枪、创办了台湾的第一个军事工业基地。在台湾军民的团结奋战下,取得了基隆保卫战的胜利,给了法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后来,由于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台湾失去了犄角之势,但刘铭传仍然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取得了沪尾大捷。

  刘铭传在上报有功人员名单中,奏请武颂扬为在任候补同知,官衔为正五品。

  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中法两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法军被迫撤出了台湾。次月,左宗棠上疏朝廷,请求设立台湾省。10月,慈禧太后下了一道懿旨,诏准了左宗棠在台湾的建省的方案,并诏令刘铭传任台湾巡抚。

  经过了几次动荡的时局,刘铭传认为台湾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建设,以提高其综合实力。由于清廷多年的经营,台北和台中的经济生活已相当活跃,唯独台南较为偏僻,有许多地方尚未开发,许多“生番”仍然居住在山林中,没有得到“教化”,因此,开发台南的建设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由于武颂扬在台湾已有四年的时间,对台湾的风土人情,军事、经济、地理都比较熟悉,无论是在知县还是管理盐务,都保持了一种务实的作风,而且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合情合理合法,显示出了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因此,刘铭传决定调任武颂扬到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县当知县。

  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武颂扬携带家眷到恒春县上任。

  恒春位于台湾的最南端,建成于1879年(光绪五年),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到台湾巡视时,见此地四季如春,故取名恒春。武颂扬上任恒春县后,根据恒春的实际情况,把重点放在了开山抚番教化方面。

  台湾的少数民族生活在高山密林之中,随着福建、广东等地汉人的不断到来,发生了民族矛盾,双方的政治、文化关系几乎处在断绝状态。因此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落后,生活上相对贫穷。这种情况在武颂扬管辖的恒春县,尤为严重。虽然对台湾番民的招抚政策在一直进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进展相对缓慢,还有相当一些番民至今仍未招抚,对于招抚了的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教化,武颂扬认为其主要原因,就是官和民之间的沟通太少,汉和番之间的交流不多。从前抚番有虚报浮夸现象,清廷虽然花了不少金银,但番民却没有得到实惠。官府不秉公办事,不为民谋利,所以就在番民中无法建立起威信,番民也就不能心悦诚服。

  于是,武颂扬首先在兴办教育、普及文化上大做文章。

  武颂扬在许多偏僻的地方都开设了义塾,免费供当地居民的子弟上学读书。他亲自下乡到居民家里,劝导他们送自己的子弟到义塾去读书。为了激励学生认真读书,他还在各义塾采取了每月考一次试,对学生的成绩分为五等,并分成甲乙列榜给予奖励,这样一来,大大激发了学生的读书热情。

  《儒学在台湾的移植和发展:从明郑至日据时代》中如是说:“从历任知县罗建祥、胡培滋、武颂扬、程邦基等人现存的禀文55,可以看出这些县太爷对恒春教育劳心伤神的程度。”

  《恒春县志》收录有武颂扬关于开山抚番、兴办教育的四篇禀文。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恒春县在台湾的最南端,山高林密,地居偏僻,粮食的充足与否对于山民的稳定和驻军的防卫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武颂扬对粮仓进行了清理整顿,发现粮仓里的粮食由于处置不当,都已发生了霉变现象,当即报请刘铭传,减价粜卖粮食,对于民间借出的米谷,都折价归还,账目一并转交台南支应局核销。

  由于武颂扬对粮仓的霉变发现的及时,而且处置适当,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

  居民张光清因为一桩命案被牵连在内,羁押在县衙。丁役数次向他进行勒索,张光清无钱满足他们的私欲。丁役便把他的双手和两脚绑住,每到晚上便严刑拷打,打的张光清遍体鳞伤。武颂扬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进行了追查,发现张光清是冤枉的,马上释放了他,并对丁役的违法乱纪行为给予了严惩。

  武颂扬虽然在恒春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民风为之一变。会稽史学家、金石学家顾家相这样总结武颂扬的政绩:“公披荆斩棘,成聚成都,普设义塾,汉番日化,比户弦歌,海滨邹鲁。”

  武颂扬对恒春县的苦心经营,把一个偏僻的山地开成了孔孟之乡,其功劳可谓不小,按照清廷的惯例,武颂扬由台湾调任内地的福建省宁化县任知县。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一月,武颂扬离开恒春的时候,恒春人犹如离开了父母一般,为恒春失去了一位好父母官而感到惋惜。

  武颂扬从光绪七年(1881年)到光绪十三年(1888年),其间在台湾已整整呆了七年时间。回到内地任职,这固然是边远县府的官员十分祈盼的事情,但要离开这片曾使自已苦心经营了七年的宝岛,武颂扬的心情还是有点难过。

  台湾,是他初次施展抱负的地方,也是他一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在此地,他见证了中日关系的阴云,见证了中法战争的风雨,见证了开山抚番的艰辛,见证了台湾逐渐繁荣的过程,而这一切,无不倾注了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

  武颂扬辞别了巡抚刘铭传以及同僚和亲朋好友,把官印交给继任的知县程邦基后,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宝岛台湾,去福建省宁化县上任。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武颂扬到达福建省宁化县任知县。

  武颂扬以治理台湾两县的经验来治理宁化,政绩突出,他的名声也传播到了附近的州县。后来,由于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武颂扬不忍心在百姓身上榨取血汗,便托病辞官。当时社会舆论和上司官员也都挽留他,武颂扬以自己管理具体州县精力不济为由坚辞,于是他由同知晋升为候补道员,居住在福州城里。这时适逢福州一带发大水,连年闹饥荒,武颂扬十分同情百姓的疾苦,他力劝华侨赈灾,救活了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百姓。朝廷论其功劳加二品顶戴升一品封阶,并对武颂扬的父母亲也都有封典。武颂扬在此时只不过是一个正四品的候补道员而已,清廷如此封赏,可见他赈灾的功劳是很大的。

  辛亥元年,武颂扬被升为延建邵道实职,刚行任命,正好汀漳龙道也缺人,邀请武颂扬代理。由于武颂扬背上长了一个大疮,病势较重,不能去上任,于是请假到上海去看病,这时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武颂扬自从离开秦州,一直未曾回过家乡,此时思乡甚切。民国二年的冬天,他从上海到达西安,适逢白浪起义军攻打秦州,归路堵塞,便在西安住了下来。民国五年农历五月,武颂扬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灵柩被运回天水后,于次年安葬在天水镇城东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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